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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中华：社保交不交由个人选择，政法机关不应强制追缴
海报新闻首席记者张海振、李子骄报道：不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存在一种认知误区，认为社保是单位给的“福利”，双方可以商量，可以现金折现，或者签订“自愿放弃社保”的协议。事实上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均明确规定，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，不是可以自由协商处置的福利。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明确，“自愿放弃社保”的约定一律无效，签了字也不作数。 今天，(多地追缴社保和公积金不设时效限制)上了百度热捜。江苏嘉誉东辰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明鑫告诉记者，员工自愿放弃社保协议是无效的，单位若没有足额缴纳社保，员工可以投诉。维权关键的难点在于证明劳动关系，除劳动合同外，工作服、工作证、工资流水、考勤记录等都可以作为证据。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雪也表示，依法足额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强制性法定义务，从国家层面来说，大多地方社保和公积金的补缴、追缴是没有受时效限制的，10年前的也能追。 社保缴费基数的 “快速提升”：数据背后的民生压力。今年 7 月起，北京、上海同步启用新一周期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：北京缴费基数下限调整至 7270 元，上海缴费基数下限调整至 7546 元。梳理历年数据，能够直观感受到缴费基数下限抬升带来的缴费压力变化。2016 至 2020 年，北京、上海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均保持相对温和的上涨节奏；进入 2020 至 2024 年，两地基数下限上涨幅度明显放大，增速显著快于前一个四年周期。除京沪之外，深圳等城市近年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也出现较快上调。 我认为：社会保障的初衷本是守护普通人的生活，而不是用强制手段向劳动者与企业进行摊派。当下有一种很流行的逻辑：因为人口老龄化加剧、社保基金面临收支压力，所以必须强化强制征缴，要求所有人足额参保缴费。但这套逻辑值得反思：不能因为基金缺钱，就剥夺个人的选择权，社保缴费理应还给个人自由。 很多人支持强制社保，理由是普通人短视，不会主动为养老做打算，需要国家替个人做长远规划。但现实是，每个个体处境千差万别，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这套制度。有的人收入微薄，当下生存压力远大于几十年后的养老问题；有的人有房产、储蓄、商业保险，已经为晚年做好安排；还有一部分人对未来制度、待遇存在顾虑，更愿意把钱握在自己手里自行支配。每个人对风险、对未来的判断不一样，是否参与社保，本质上是关乎个人财产与人生规划的选择。如果无视个体差异，一律强制扣除工资用于社保，等于直接处置个人的劳动收入。 尤其要厘清一个关键点：不能把社保基金的收支压力，变成强制民众缴费的正当理由。社保基金出现缺口，应当从国有资产划转、财政补贴、制度改革、提高运行效率等层面去化解，而不是把成本转嫁到在职劳动者和企业身上，靠扩大强制征收来填补窟窿。若是只要资金池紧张，就进一步强化强制缴费，那社保的性质就容易发生偏移，从民众的保障工具，变成化解财政压力的手段。 当然，自由参保不等于取消社会保障体系。区分两种模式很重要：愿意参保的人，可以继续缴纳社保，享受对应的养老金、医保报销待遇，遵循多缴多得；不愿意参保的人，也应当拥有权利，不被强制扣费，同时也自愿放弃对应的社保待遇，权利和义务双向对等。自己选择不交，就自己承担年老、生病之后的风险，不向统筹体系索取福利，这才是真正的权责一致。 很多人担忧，如果放开自由选择，年轻人大量退出，社保统筹体系会迅速难以为继。但这个风险，恰恰是制度设计需要去解决的问题，而不是反过来用强制绑架民众。用强制锁死所有人的钱包来维持体系运转，本身是脆弱的。当越来越多打工人感受到每月社保扣款对当下生活的挤压，制度就会积累社会情绪。尊重个人选择权，反而可以倒逼制度改革：优化待遇计算、降低缴费负担、提升基金透明度，让社保变成大家发自内心愿意参加的保障，而不是不得不承受的法定负担。 放在企业的角度也是同理。强制企业缴纳社保，直接抬高用工成本。不少中小微企业利润微薄，高额社保成本挤压生存空间，最终转化为压低工资、减少招工，受损的还是普通劳动者。如果拥有更多弹性，一部分企业和员工可以双向选择，把更多收入直接给到劳动者手中，由个人自主决定是存起来、买商业保险，或是投入当下生活。 这里还要分清：自由参保，并不是要彻底废除社保。社保完全可以作为一项公共的可选福利制度存在，而不是义务制度。国家依然保留社保平台，给需要它的人兜底；但不要以法律名义，把每一份劳动关系都绑定强制缴费。 反对者常说，人会短视，老了会陷入贫困，所以必须强制。可一个成年人，应当拥有犯错的权利。如果一个成年人愿意承担老无所养的风险，就应当允许他做出这个选择。社会可以宣传风险，可以做科普，可以提供鼓励参保的政策补贴，但不应当直接用法律强制拿走他的劳动报酬。 总而言之，社会保障的落脚点，应当是服务人，而不是约束人。社保基金的压力，应当通过制度改革去化解，而不是以缺口为理由强化强制。把缴费与否还给个人自由，权利义务自行匹配，才更符合现代社会个体自主的基本精神。 另外，纵观华夏数千年治乱周期，历代政权更迭、社会动荡背后，赋税盘剥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导火索。所有王朝兴衰循环，核心症结均在于不合理赋税对民间的过度压榨：税收天然存在阶层不公，底层工农、小商户承担绝大多数税负；随着官僚体系、国防、民生开支持续扩张，官府只能逐年加征各类苛捐杂税；长期抽取民众劳动与经营所得，日积月累必然积累大范围民怨，一旦百姓生存底线被突破，流民四起、起义爆发，最终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、新旧政权交替。放眼近代民国覆灭之路，更是完整印证“苛捐失民心，民心失则政权倾覆”的历史铁律。 与此同时，当下主流经济认知存在一大认知误区：普遍畏惧货币投放，片面认定“印钱必通胀”。事实上通货膨胀的核心根源从来不是流通货币总量增加，而是商品、物资供给短缺；只要持续加大实体生产、各类实物产能充分释放，物资供给持续充盈，无论流通货币规模如何扩充，物价都不存在持续上涨基础。众所周知，美国长期推行量化宽松、持续投放美元，却长期保持全球第一军事、经济、科技强国地位，并未出现持续性恶性通胀，核心依托持续产业扩张与全球商品供给消化新增货币，这套货币调控思路具备极强借鉴价值。中国可结合自身公有制独特优势，走出“依托国有资源替代税收、定向印钱全力扩大实体生产”全新发展道路。 彻底取消全国范围内全部税收，涵盖个人所得税、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消费税、契税、印花税、关税、各类附加税费等全部税种，永久废止面向劳动者、市场经营主体的全民征税制度。 从根源化解千百年来“征税必生民怨、经营背负税负、劳动收益强制分割”的深层次社会矛盾。国家全部公共开支、公职人员薪酬、全域基建投资、民生兜底保障、产业升级扶持、生态治理投入不再依靠向民众、市场主体征收赋税获取资金，完整依托土地、矿产、江河水电、铁路管网、央企国企等全民公有资产稳定经营收益作为常规财政底盘，配套实施定向锚定实体生产的货币投放机制，最终达成三大核心发展目标： 一是全体居民务工、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、个体经营全程零税负，劳动报酬全额归个人所有； 二是各类工厂、商铺、涉农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所得全额自留，无任何税费抽成，大幅降低经营成本； 三是所有新增货币仅定向用于实体扩产、民生基建，杜绝资金流入金融投机、楼市炒作，彻底规避资产泡沫。 全面取消全部税收可长久实现百姓无税负、企业无经营负担、社会物资持续充裕、全民充分就业、国家长期安定，从制度层面稳固民心、规避政权动荡隐患，是兼顾群众切身利益、实体经济长远发展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改革方案。 |
